第二是关于中国边疆史地的考察与撰述。鸦片战争及其结局，以及其后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引起了政治家们对中国边疆事务的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史学家们对边疆史地的关注。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史学家把关于边疆史地的考察与撰述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张穆所著《蒙古游牧记》、何秋涛所著《朔方备乘》、姚莹所著《康輶纪行》等几部书，是这方面的杰作。它们的宗旨都是留心世务，或“稽史籍，明边防”[3]，或“兼方志外纪之体，揽地利戎机之要”[4]，或“就藏人访西事”[5]以应付外国侵略者觊觎中国西藏的种种图谋。如果说关于鸦片战争史的研究和撰述，使史学家们感到痛定思痛的话，那么关于中国边疆史地的考察与撰述，则使史学家们感到无比的忧虑，他们对于国家领土和疆域的关注已经达到了无法自安的地步了。
第三是关于外国史地的研究和撰述。其动因也是由于鸦片战争及其结局的刺激而滋生出来的。林则徐是这方面的最早的自觉人物，他主持编写的《四洲志》开其先声。其后，魏源所著《海国图志》、梁廷枬的《海国四说》、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王韬的《法国志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先后面世，其影响所及，超出了中国的范围。中国史学家为救亡图强的形势所迫，起而研究外国史地，这是中国士人的一大进步。这些著作的基本主旨，是在“夷务纷纷”[6]的现实面前，力图改变中国士大夫“坐井观天”、“暗昧无知”、“拘迂之见”、“茫昧自安”的陈腐状态，倡导“于外夷之事，不敢惮烦”[7]的精神，而通过对法国的制度、日本的崛起的描述，也确使中国一些士大夫开阔了眼界。这些著作同此前中国史学关于域外情况的记载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前者是自觉的撰述，后者不一定是自觉的撰述；前者具有探索的性质，后者大多是游记的性质；前者出于致用，后者多属记异。总之，二者虽有历史联系，但在性质上是有根本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