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加强了通过“教会的公共化”、城市司法审判的统一、教士与市民的平等、自由选举牧师、由城市管理教会财产、把迄今为止的教会功能交给市政当局而形成的城市自治。在一些独立自主的城市中，市政会也越来越严密地控制了事态。市政会有权决定布道士的任免和与之相关的教义，也可利用新获得的权能对城市居民进行管教和驯化。但并非所有城市和共同体都信仰路德教。路德的学说更多地以个人得救而不是共同体利益为导向，茨温利和布塞尔等宗教改革家则比较关心共同体事务。因此，在帝国南部城市中，茨温利和布塞尔享有比路德还要大的声誉。茨温利和路德后来因为圣餐教义的分歧（但不是社团神学的分歧）而分道扬镳，这一事件进一步加剧了帝国南部福音教城市与帝国北部福音教城市的隔阂。直到茨温利去世后，帝国南部城市才出现了一种受到政治推动的转向路德教的“立场转折”，并且与福音教诸侯的宗教改革有了更加密切的联系。
三、抗议宗的诞生
1521年《沃姆斯敕令》颁布后，路德派教徒一度受到严惩。1523年7月1日，安特卫普奥古斯丁修道院修士亨德里克·福斯（Hendrik Vos（Voes））和约翰·范登埃申（Johann van den Esschen）在布鲁塞尔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并被处以火刑。福斯和范登埃申都是路德宗教改革的追随者，他们为了信仰的缘故甘愿受死，成为福音教最早的两位殉道者。路德闻讯后，悲愤万状，以殉教史风格，疾书《亨德里克弟兄火刑殉道》，沉痛悼念这两位信仰坚定、矢志不移的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