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法﹞弗朗索瓦·于连：《迂回与进入》，第239~240页。
[7] ﹙明﹚王守仁：《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第90页。
[8] Han-Goerg Gadamer：Truth and Method, London, Sheed & Ward,1985：351.
[9] 《论语·八佾》。
[10]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1页。
[11]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12] 《荀子·正名》。
[13] 《易传·系辞下》。
[14] 《论语·述而》。
[15] 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第7~8页。
[16]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第47页。
[17] 自孔子提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儒家经典诠释方法后，后代儒家学者不断对其完善与补充。经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发展，“训释”的诠释方法得以确立。自中唐始，“训释”诠释方法的弊端开始呈现：随着经学内部文本疏解可供挖掘之处不断缩小，经书整理又彻底被官方垄断，“训释”视域极度萎缩，其诠释空间日益狭窄；“训释”使儒学拘于训诂、牵于名物，不重视结合社会发展的实际对经书义理探讨，导致了儒学发展的停滞。在这样的情境下，宋代学者对儒家经典诠释方法进行了新的建构。宋代儒家对传统经典诠释方法的创新是随着宋代“四书”学的兴起而展开的。宋代以前，《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是儒家经典诠释的基础文本。至宋以后，《论语》、《大学》、《中庸》等地位逐渐上升，“四书”的重要性逐渐超越了“五经”，并成为儒家经典新的诠释中心。（参见束景南、王晓华：《四书升格运动与宋代四书学的兴起——汉学向宋学转型的经典诠释历程》，《历史研究》2007年第5期；蔡方鹿：《论汉学、宋学经典诠释之不同》，《哲学研究》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