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布尔乔亚一朝闲下来就会闷得发慌，比勒罗清苦惯了，告老之后更不愿意懒洋洋的坐享清福。他依旧过着从前那样的生活，还用政治信仰来鼓起他晚年的兴致。他的政见，也不必替他隐瞒，是极端的左派。大革命曾经把一部分工人阶级和布尔乔亚结合在一起，比勒罗就属于这一部分的工人。他唯一的缺点是把布尔乔亚在政治上的收获看得过于认真：他坚持布尔乔亚的权利，坚持自由，坚持大革命的果实。进步党人说耶稣会教士潜势力很大，《立宪报》说王上的兄弟有某些思想；比勒罗也的确相信那些教士和那些思想威胁布尔乔亚的安乐生活和政治地位。但他和自己的生活与思想完全一致；他的政见没有胸襟狭窄的意味，他绝不辱骂敌人。他一方面怕出入宫廷的马屁鬼，一方面相信共和党人的品德，以为玛奴埃真是生活朴素，福阿将军真是大人物，拉斐德是政治上的先知，加西米·贝里埃没有野心，古里埃是个好好先生[61]。总而言之，他脑子里装满了高尚的幻想。这个极有风度的老人喜欢和亲友们相处，跟拉贡家，侄女家，法官包比诺家，勒巴家，玛蒂法家来往。个人的开销一年只花到一千五。他把余下的收入做好事，送侄孙女礼物，每年四次在阿查街的洛朗饭店请朋友们吃饭，接下来还请他们看戏。像他这样的老鳏夫，太太们兴之所至，尽可敲他竹杠，叫他开一张现期支票，要他做东到郊外去玩儿，或是上歌剧院，上蒲雄游乐场。比勒罗能够请人玩儿觉得非常得意，看见人家快乐，他就快乐。铺子出盘了，他可不愿意离开住惯的区域，在蒲陶南街一所老屋子的五层楼上租了三间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