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一再证明，反对“左”倾教条主义一直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人生死存亡的重大任务之一。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每当处于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时刻，都强烈地提出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的历史任务，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了破除主观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重新获得既能够自我变革、自我发展，而又善于对外开放、合理借鉴的新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形态。邓小平之所以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又一个关键时刻，在88 岁高龄之时仍千里迢迢不辞辛劳地视察中华大地并发表南方谈话，深刻批判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强调计划和市场的非社会制度的属性，作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2] 的著名论断，目的都在于断然拒绝、否定和排除“左”倾教条主义可能带给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严重危害。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批判性地超越前人，从传统形态的社会主义走向现代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哲学秘密和理论秘密所在，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赢得新的卓越的执政能力和现代化的领导水平的深层理论原因，是当代社会主义中国之能够顺乎世界潮流、充满生机与活力并取得而且将继续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