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目睹了家人在亲戚的帮助下找到男友，并与其家人针锋相对，要求对方做出赔偿的全过程。其中男友的不合作与幼稚逐步显现，而孩子的存在迫使姐姐正视自己不理想的结婚对象、贫穷的家庭与难卜的未来，最终她不再听任他人摆布，拒绝了结婚的提议——她不愿在爱情的幻觉消失后奉子成婚，即使那是普遍、正确、传统的最佳解决方式。小说结尾所描写的喜悦气氛也与姐姐的实际收益并不相称：她的爱情理想幻灭了，非婚生子将遭受的歧视与不便也在预期之内。但一个人把孩子生下来的决定，是姐姐对未来社会角色的自主选择，体现了她逐步觉醒的独立意识。而来自母亲的珍视与爱意也是这个“小生命”所能遇到的最好结局。
“如果……我决定把孩子生下来，你们会支持我吗”，这一向亲属寻求支持的举动说明，作者并不将提高经济地位或教育水平作为解决女性问题的唯一途径，而是要求从家庭成员之间的宽容和谐出发，为个体赋权，拒绝并改变社会对未婚妈妈的污名；男友的家人最终凑了三万，显然姐姐所受的伤害只得到了微小的补偿，而“我”的父亲出于怜悯或同情，只拿了一万。“我”的亲戚并没有阻拦他这么做，如同没有反对姐姐将腹中的小生命安全地带到世上。由此，作者描绘了一个相当理想化的底层家庭，其成员生活艰辛但仍有温情，愿意理解他人的苦难，不以道德批判的方式参与社会控制，又有足够的善意与人生智慧制止私欲带领自己逾越道德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