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在道里公园一进门的椅子上，我跟金剑啸谈论当时时局的变化，他说：“日本帝国主义来了，咱们怎么办？”我说：“到苏联去！”为什么要到苏联去呢？当时主要考虑，抗日是肯定的，但是我们拿什么抗日呢？什么也不会。文的不行，武的也不行。要抗日总得搞武装斗争，拿这一衡量自己就感到不行，在那时，只有投到军阀队伍中去，如这样做，那不就是无谓地牺牲吗？这会有什么意思呢！我们考虑不能干那种事情。当时金剑啸也是这样认识的。
从那之后，我俩就常到马家沟花园里，躺在草地上谈论这些事情，准备如何走。我们谈得很多了，我也曾和舒群谈过要去苏联的事。舒群说他去过苏联，到过莫斯科。有一次剑啸说：“有一个机会：最近有一批湖南难民到边境绥芬河去，可以搭那个车，不用买车票。”于是我就张罗着去绥芬河。在这个时候，剑啸说：“我不能走，受家庭牵累走不了。”但是，他仍在帮助我，办法就是找姜椿芳。有一天吃饭时，我们到道外松花江航务局，我与剑啸到姜家，他刚刚吃完早饭，说了几句，没具体说。几天后，约在1931年10月间的一天，剑啸通知我说有车，我便马上乘车去了绥芬河。我现在想想，这些人绝不是难民，可能是党往边境输送搞武装的干部，连家属在内有一火车皮。什么问题使我这样想的？到了绥芬河住在旅店里，我找到熟人就搬走了。他们住了几天我不知道，这中间我也没见到他们，若是普通难民，绝不会在旅店里住那么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