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八月间，奉使清廷的兵部左侍郎左懋第等奏：“山东人心亟可收拾。命下廷议。时吏民人自为守，抚、镇不至，无所禀承。清人传檄责郡县献籍，渐奉遵依。识者惜之。”[33]九月二十六日史可法奏言：“各镇兵久驻江北，皆待饷不进。听胡骑南来索钱粮户口册报，后遂为胡土。我争之非易，虚延岁月，贻误封疆，罪在于臣。适得北信，九陵仍设提督内臣，起罪辅冯铨，选用北人殆尽；或不忘本朝，意图南下，逃匿无从，是河北土地、人才俱失矣。乞速诏求贤，遍谕北畿、河北、山东在籍各官及科甲贡监，但怀忠报国，及早南来，破格用之。从之。”[34]史可法的奏疏不是主张南明军队向北推进就地因粮用人，而是借口镇兵缺饷，请求皇帝发诏求贤，让河北、山东的官绅南下，言外之意就是放弃山东、河北等地的百姓和土地。史可法节制的四镇之一东平侯刘泽清原是山东总兵，家在山东曹县，尽管当时清方驻山东兵力极少，清廷任命的山东巡抚方大猷在启本中自称“手无一兵”[35]，刘泽清并没有趁势收取桑梓之地。八月底，他派部将刘可成、阮应兆等率领一千多兵马前往临清祭祖[36]，在曹县“杀死乡官一十七家、百姓无算”，又在济宁同恢复明朝的回兵打仗，以泄私愤。九月初三日搬取家眷，招兵数百名撤回淮安。[37]刘泽清的这次“出兵”山东如入无敌之境，史可法不可能不知道，他的所谓“待饷不进”、山东等地“我争之非易”，完全是明末官场中惯用的敷衍之词，倒是“贻误封疆，罪在于臣”，可称实供。明翰林院官杨士聪是山东济宁人，他不胜感慨地写道：“其下东省，止一人一马，责取遵依，无不应者，积威之所劫也。及济宁不应，亦遂惨淡而去；继至者乃有十三人。使南中有千人之旅渡河先至，呼吸可通，二东（指明代山东、登莱二抚辖地，即今山东省）岂遂为虏有乎？”[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