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总统的建议的各个方面重新思考和充分了解之后，爱因斯坦生气地说：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总统先生，您的参谋长要求相对论学者给他造一种炸弹，是吧?”
“是的，一种炸弹，它的威力，在我们这些外行人看来，似乎大大超过所有的武器。”
学者努力控制着自己，他说：
“我们之中没有任何人有过类似的想法，这真是科学的荣幸，它只能产生于一个军人的头脑。”
“这是可能的，”总统说，“但考虑到战争，我也必须听听军人们的意见。而我们可能要与之战斗的对手，我提醒您注意，教授，他们也正是您的敌人和科学的敌人。正是他们使您不得不离开欧洲，正是他们正在迫害您的拥护者。”
“即使是为了对付敌人最野蛮的行径，阁下，即使是为了粉碎谎言，”爱因斯坦叫道，“我也绝不可能参与一种死亡和毁灭的事业!”
尽管他义愤填膺，他的头脑从总统说第一句话时起就不停地思索着。他能敏捷地推及一个思想的发展所能引起的最严重后果，一幅血淋淋的图画已经出现在他的眼前，这将是为使物质衰变所进行的一系列日益巧妙的实验造成可悲的结局。他强迫自己镇定下来，知道这前景的恐怖不能作为说服军界领袖的证据，他平静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