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的理想追求，还突出地表现为对个体道德修养和文化生命的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道德理性，讲究人禽之辨、义利之辨。作为传统雅文化主流的儒、道、墨、法诸学派，虽然各自的价值取向迥然不同，但都承认并努力追求道德境界的提升，反对堕于物欲而不自拔。儒家孔子主张天下有道则观，无道则隐；宁可杀身成仁，也不苟且偷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9]；“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10]。孟子提倡并努力实践养“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11]的大丈夫。董仲舒反对“屈意从人”“随世而轮转”“矫情而获百利”，主张“正心归善”[12]。老庄道家力求保全人的真实纯朴本性，不卖身求荣。他们宁可清心寡欲，也不迎合卑劣的统治者。墨家义利并举，但以义为重，以兼爱天下为张本。法家是典型的功利主义者，但他们是以忠君报国、天下一统为迫求。这已经超越了狭隘的个人主义立场。约束自己，忠心耿耿地为民族国家的利益效劳，这本身也是一种道德修养，是一种文化理想追求。可见，超越物欲，超越动物本能，做有道德修养和文化生命的人，是中国文化内在精神生命的逻辑要求和必然归宿。当然，传统的道德修养有着特定的时代内容，我们应当从文化的时代性的层面，予以把握扬弃。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从文化的民族性、世界性和继承性的理论高度，给予实事求是的价值评判和消化吸收。